5月18日是国际博物馆日，汹涌新闻得悉，“山海有情·大漠鸣沙——在辽宁遇见敦煌”敦煌文明特展在辽宁省博物馆对外展出。作为东北区域迄今为止规划最大的敦煌文明展，展览展出展品合计260余件（组），包含辽宁区域保藏的藏经洞流散宝贵写本以及李浴手稿、乌密风、周绍淼的敦煌岩画临本等合计110件（组），其间90%以上系初次展出。主办方又从敦煌研讨院商借数量很多、内在丰厚的文物文献、岩画描摹品，包含多件国家一级文物。
敦煌藏经洞自1900年发现之后，斯坦因、伯希和、橘瑞超、奥登堡等人先后拜访敦煌探险寻宝，致使很多的敦煌文献流散各方。敦煌文献的保藏首要会集在我国北京、法国巴黎、俄罗斯圣彼得堡、英国伦敦和日本大阪、东京等国际多地公立、私立博物馆、图书馆中。就国内敦煌文献的保藏数量而言，以京津、江浙沪以及甘肃区域最为可观，而就文献的价值而言，辽宁省博物馆则可谓敦煌文献保藏的重镇。
据辽宁省博物馆介绍，2019年以来，依托辽宁省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及辽宁省公共文明服务中心科研课题，辽宁省博物馆依托本身研讨力气，对保藏的敦煌文献展开了体系的收拾与深化的研讨，取得了阶段性的研讨效果，此次展览便是该项收拾与研讨工作转化的重要效果展现。
本展览分为“敦煌的前史与文明”“敦煌石窟艺术”“敦煌在辽宁”“维护与传承”四个部分，要点展品有：证明记载莫高窟开凿时刻的《圣历碑》，见证敦煌多民族文明往来、沟通与融合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碑，辽宁省博物保藏敦煌文献收拾中新发现的《菩提达摩碑铭》全本，与法国国家图书保藏《道德经》同本别离的《道德经序诀》，敦煌写经中的草书经典、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恪法师榜首抄》等。
证明记载莫高窟开凿时刻的《圣历碑》
圣历碑 高82cm，宽75cm，重252kg 敦煌研讨院藏
圣历碑，即李君莫高窟佛龛碑，立于唐武周圣历元年（698年），系建筑莫高窟第332窟的积德行善碑，原置于332窟前室南侧。碑主李义，字克让，武周时任左玉钤卫效谷府校尉，即《唐陇西李府君修积德行善碑》及《唐长子陇西李氏再修积德行善记》碑主之先祖。1921年被沙俄白军折断，现存该碑下半残石。边缘多毁，双面镌字，碑阴字全毁，现残存碑铭两千六百余字，有“星、日、月、天、地、人、初、圣”等武周新字。碑铭记载了李氏家谱、莫高窟创始及营建等内容。北京大学图书馆及敦煌研讨院存碑阳拓片，敦煌市博物馆存碑阴残拓两纸。碑铭记载前秦建元二年（366年）乐僔始建洞窟，继者有法良、东阳王、建平公等，标明武周时期莫高窟群已建龛千余。圣历碑记载了敦煌莫高窟的开凿时刻，已列为国家一级文物。
见证敦煌多民族文明往来、沟通与融合的莫高窟六字真言碑
元代至正八年（1348年） 敦煌研讨院藏
莫高窟六字真言碑，出土于莫高窟第61窟，为元代闻名碑铭。
碑石已残，但正面文字根本无缺，上额自右往左横刻“莫高窟”三字，碑心刻四臂观音坐像，坐像上方及左右两边各刻“六字真言”二行，计有梵文、藏文、汉文、西夏文、八思巴文、回鹘文等六种文字，内容为“唵、嘛、呢、叭、咪、吽”。此碑另刻有积德行善主、立碑人等82人的落款，均运用汉字，其间有蒙古、汉、党项、回鹘等族员，反映了元代敦煌区域多民族文明间的往来、沟通与融合，是国家一级文物。
全天星图
全天星图 原件现藏法国国家图书馆 仿制本由敦煌研讨院供给
《全天星图》又称《敦煌星图甲本》，此卷前面部分为《气候杂占》，后为《解梦及电经一卷》，星图居中，总长330厘米。星图对赤道区域的星和对北极邻近的星选用两种不同的画法，赤道区域用圆柱投影的办法，从十二月开端，依照每月太阳的方位，分12段画出，中心夹有阐明文字；北极邻近以天边为中心，将球面投影于平面，这种办法相似国外的麦卡托圆筒投影法。敦煌《全天星图》的发现，证明了我国古代地舆学家运用圆柱投影的时刻要比麦卡托早八百多年。经学者研讨以为《全天星图》绘于初唐时期，全图共绘出1359颗星，包含了其时北半球肉眼所能见到的大部分恒星。欧洲各国在望远镜创造曾经，一直没有超越1022颗星的星图。我国古代地舆学家在其时的条件下何故能观测到如此多的星，至今仍是一个未解之谜。这件《全天星图》被誉为国际上现存古代星图中年代最早、星数最多的一幅星图。
1900年6月22日，道士王圆箓意外发现了藏经洞，洞内封存了4至11世纪初的文献、绢画、纸画、法器等各类文物，其间文献的数量最多，触及地舆、地舆、律令、音乐、医药、文学、艺术、宗教等许多方面。但因其时的我国积贫积弱，这些宝贵的文物绝大多数丢失到了国际各地，招引了西方许多汉学、藏学、东方学等范畴的学者竞相研讨，由此构成一门国际性的显学，即敦煌学。20世纪初至今，我国敦煌学研讨走过百年进程，已构成“敦煌在我国，敦煌学在国际”的簇新局势。敦煌研讨院活跃掌握年代机会，展开“丢失海外敦煌文物数字化恢复项目”，探究建造内容最全面、功用最完好、运用最快捷的“数字藏经洞”数据库，并由此恢复很多的文物、绢画、写本等，此次展出的部分展品便是《藏经洞》数字回归效果。除《全天星图》外，展览中还将能看到有国际榜首部药典之称的《新修本草》、我国现存最陈旧的算书写本之一《算经》、最早的一部围棋论著《棋经》以及我国最早的水利法典《开元水部式》等等。
敦煌千佛崖（莫高窟）全景图
敦煌千佛崖（莫高窟）全景图 敦煌研讨院保藏
敦煌千佛崖（莫高窟）全景图是1941-1943年间，王子云作为西北艺术文物调查团团长，率队在敦煌莫高窟进行体系性调查期间亲身制作，此图选用写实与艺术相结合的方法，既明晰呈现出20世纪40年代莫高窟的山川地舆面貌和前史描摹，展现了莫高窟的绚丽外景（如洞窟散布、崖壁层次），又在图下标示了准确的间隔数据和份额。此全景图不只是艺术创作，更是前期敦煌考古的重要文献之一。它添补了其时莫高窟缺少全景印象记载的空白，兼具风景画的美感、考古实测的科学价值以及文物维护的深入含义。
辽宁省博物保藏敦煌文献收拾中新发现的《菩提达摩碑铭》全本
菩提达摩碑铭 辽宁省博物保藏
《菩提达摩碑铭》，系释教禅宗研讨的重要文献，遭到中外禅宗研讨者的注重。以往所提醒该碑铭的全本或为碑石资料，或为编录资料，如熊耳山空相寺、二祖山元符寺、嵩山少林寺中所见以及《宝林传》所收。辽宁省博物保藏敦煌文献收拾中新发现的《菩提达摩碑铭》前后内容完好且保存有标题，是前所未见的敦煌写本全本，极端宝贵。逐个对照文本内容，发现与碑石及编录资料皆存在必定的差异，具有重要的前史与文献价值。经过此本不只能够追溯《菩提达摩碑铭》产生的年代、文本流变，还将进一步丰厚释教思想史、禅宗开展史研讨，特别是释教我国化研讨。
与法国国家图书保藏《道德经》同本别离的《道德经序诀》
老子道德经序诀 辽宁省博物保藏
誊写老子《道德经》五千言之序。书法之美，不差劲于《灵飞经》。法国国家图书馆保藏的编号为P.2596、P.2435号的敦煌写本顺次誊写《老子道德经序诀》《太极隐诀》《道德经》等内容，其间《老子道德经序诀》仅存后半，与辽博藏本的内容前后正相接，书写的行款格局、笔迹书风亦相同，且第97、98行之间多出一行文字与辽博藏本第22、23行间多出之文字笔迹十分相似，阐明三者原为一体，后来开裂。
辽宁省博物保藏的这件《老子道德经序诀》是罗振玉的旧藏品。罗振玉取得《老子道德经序诀》的时刻是1919年居住天津之时，法藏P.2596、P.2435号是法国伯希和的敦煌抢掠品，辽博、法国所藏在1908年伯希和进入藏经洞之前或已别离。二者的组合可探寻敦煌藏经洞敞开之初文献的初始状况。
敦煌写经中的草书经典、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恪法师榜首抄》
恪法师榜首抄 辽宁省博物保藏
从内容上看，此抄是针对窥基撰《法华经玄赞》榜首卷论文要语所作的疏解。通篇以草书写就，其用笔与西晋陆机的《平复帖》有较多的相似之处，虽脱去了波挑等带隶意的章草笔法，但仍保存了章草的滞重古拙。在结字与气韵方面，它与唐人孙过庭的《书谱》私自符合，息息相通，又有着今草的许多印迹。《恪法师榜首抄》既能上追高古，又能涉取时风，显现出了作者熟练的用笔技巧和深沉的草书功底。我国书法史上草书名家层出不穷，此本出自释门，能够窥见草书在唐代得到了空前的开展。与敦煌藏经洞其它草书写经比较，《恪法师榜首抄》的笔法提按随意，运笔天然流通，笔势缓疾相济，结字率性不拘，规矩有行无列，具有极高的书法价值，不只是敦煌写经中的草书经典，亦是辽宁省博物馆的镇馆之宝之一。
补史书之阙的《春秋后语·秦语》
春秋后语·秦语 辽宁省博物保藏
《春秋后语》是晋人孔衍编撰的史书。依据唐刘知几《史通》的记载，《春秋后语》以战国史为首要内容，成书年代在晋武帝泰始四年（268年）至晋元帝大兴三年（320年）之间。南北朝至宋，特别是唐、五代间，《春秋后语》一度盛行，不只呈现了注本和译著，还传达至吐蕃、日本、南诏等地。宋今后《春秋后语》日渐式微，元明之际，原书失传。敦煌和吐鲁番文献中已发现近20件，此前敦煌学界现已做过收拾。辽博藏本为一残段，内容触及两位前史人物：战国时期的秦相范睢与魏国中大夫须贾。前史事情细节包含范睢微服戏须贾、须贾以绨袍之赠得恕以及范睢庭辱须贾、魏齐流亡赵国自杀而死。人物、史事均与《史记》相符，事情产生年代为秦昭王四十一年（前266年）。这一年，范睢被封应侯，初居秦相位。范睢拜相后，建议东伐韩、魏二国，魏王惧秦，遂遣须贾为使赴秦求和。辽博藏本所述事情便是须贾出使秦国期间所产生，当属《春秋后语·秦语》，与现已收拾刊布的敦煌写本《春秋后语》在内容上均无重合，可为古佚书《春秋后语》补入新的内容。此外，前史人物“范雎”，此本作“范睢”，关于前史研讨亦不失为可贵的榜首手资料。
敦煌学研讨的新资料、传世孤本《大乘起信论广释》卷二
大乘起信论广释卷二 辽宁省博物保藏
《大乘起信论广释》为唐代河西高僧昙旷所撰，是对释教典籍《大乘起信论》逐句进行论解，没有传世文献，仅于敦煌文献中保存有卷三至卷五。辽宁省博物保藏敦煌文献中的草书写本《大乘起信论》注疏，与已知《大乘起信论广释》以及《大乘起信论》各种疏释进行比照，内容尚无一例能够对应，但其“论……释曰……”的文本结构与《大乘起信论广释》卷三、卷四、卷五相同，从所释《大乘起信论》的文句次序看，与《大乘起信论广释》卷三的内容前后相接，由此判别其为《大乘起信论广释》卷二。
陈寅恪先生在《陈垣敦煌劫余录序》中言：“一年代之学术，必有其新资料与新问题。取用此资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年代学术之新潮流”；王国维先生在 1925 年清华园暑期讲演 《最近二三十年中我国新发见之学识》中亦云：“古来新学识起，大都因为新发见”。《大乘起信论广释》卷二即属新资料，且为孤本，具有不行代替的文献价值。
宗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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